《美国如何丢掉世界?》

2020-06-10

书名:美国如何丢掉世界?:后冷战时代美国外交政策的致命错误(MissionFailure:AmericaandtheWorldinthePost-ColdWarEra)作者:麦可.曼德尔邦(MichaelMandelbaum)译者:林添贵出版社:八旗文化出版日期:2017/06/02

《美国如何丢掉世界?》

第六章 旧秩序复辟

中国海军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在思索,该用什幺神鬼莫测的方法击沉我们的船舰、打下我们的飞机。

──美国海军上将丹尼斯.布莱尔(DennisBlair)

谁能想到,柏林围墙倒下二十五年后⋯⋯欧洲还会发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种事?

──安吉拉.梅克尔

后冷战秩序的终结

二○一四是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一百週年,举世皆在纪念此事。大国全捲入欧洲战争互相征伐的局面,自一八一五年起足足一百年期间没再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这稍微宁静的百年,也开启了一个持久、全面性冲突的时代:先是接连两次的世界大战,之后全世界又陷入冷战漩涡。说来巧合,二○一四这一年也象徵了重大的历史意义。冷战之后的欧洲和世界享有比十九世纪更深刻的和平,至此算是落幕了。同时,美国外交史上一段特殊的时期也在二○一四年告一段落,此时,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放在改造其他国家国内的政治社会结构上,而非保卫美国利益。二○一四年落幕时,美国政府在中国、俄罗斯、在索马利亚、海地、波士尼亚、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和大中东等地区推动的国家改造悉以失败告终。上述国家没有一个照美国希望的样子扶植成形,但这些失败并不是终结后冷战时代的原因,就和传教士传教失败、未能使人改信基督,并无法撼动他/她自身的基督教信仰一样,这些国家的不顺服,并没有摧毁美国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国的信念。美国人认为自身有改造他国的使命,这信念始于早年的北美拓荒者,从那时起美国人就相信,到一块截然不同的土地上推动改造,是高贵可敬的目标。

然而这类改造失败的代价不斐,尤其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个案例必须付出的成本之高,使美国人几乎打消了进行其他类似计画的念头。虽说如此,美国外交政策以改造他国为使命的时代的终结,并不全然肇因于此。毕竟在冷战时期,美国参与韩战和越战付出的代价惨痛的多,可是美国并未放弃导致这些冲突的政策方针,亦即围堵国际性共产主义和苏联。

美国外交政策在二○一四年改弦更张,是因为世界变了。过去二十年来让改造他国的使命之所以可行的国际大环境──数百年来最深刻、最普遍的和平──消失了。缔造该和平的原因除了不再有战争,还因为少了爆发战争的可能,人们不必花费气力为迫在眉睫的战事做準备,而地球上最强大的政治领袖们也不再认真考虑发动战争这回事。战争退场源于国际间不再有所谓的「安全竞争」(securitycompetition)或「大国政治」(powerpolitics)──即最强大的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彼此敌对。由于国家必须确保其生存,这个目标高出一切,所以自古以来,大国政治,包括其最终极的表现──战争──影响各国彼此关係。冷战结束后,它不再是国际政治的基本问题,使得全世界最富、最强的国家──美国,有余裕投入国际活动来改善其他国家,而不必再汲汲于保卫自己及盟国。不用再牵挂安全之后,它可以把外交政策当作社会工作一样来推动。

国与国之间的安全竞争在冷战之后消失这件事是如此不寻常,造成的效应更为深远,直可比拟主权国家内部的革命,尤其是最初也最盛大的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在此之前,王室做为欧洲国家的统治阶级,成员虽来来去去,但君主制度总还维持不变。直到法国大革命造成剧变,改变了法国的政府形式:这场革命不仅推翻了国王路易十六世,还推翻了绵延数百年的王室制度。和王室成员来去但王权制度不变相同,大国在历史长河上起伏兴衰,各国在国际权力阶级上的地位会有变化,但是其制度的特色──安全竞争至上,以国家生存为最高原则──持续不变。国际政治宛如赛局,选手来来去去,局势诡谲多变,但规则却不动如山,也就是说,掌握权力的主权国家虽然会替换,其行为与运行的规则却不会随之改变。

但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规则不一样了,这改变使得这之中最强大的选手得以不理睬外交事务的基本游戏规则,不再需要去应付其他国家的国际行为,转而想要改造他国政府对待治下人民的方法。

强权彼此敌对的大国政治之所以变成冷战之后国际间的暂时结论,有部分原因是此先已出现一个共同趋势:武器的杀伤力愈来愈大,造成的毁灭更胜以往,使得战争愈来愈不受欢迎。而前述提及的,美国在外交政策领域因欧洲共产主义崩溃,获得余裕进行其他社会工作的自由,也来自冷战这一伟大历史事件过后的世界权力分配:美国因其的军事、经济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成为了国际上首屈一指的霸权。

美国的实力,加上冷战后国际关係上的另三项特质,界定了小布希总统所谓的「世界新秩序」(newworldorder)。第一项是全球经济的重要性上升。几乎没有国家不在全球经济的笼罩範围内,而且透过做为其成员能够产生实质的经济效益,这有助于缓和各国进行安全竞争的冲动。第二项是人类史上最危险的武器──核子武器──只被不会将之用于传统权力竞赛的国家拥有。第三项特色则是中国和俄罗斯本来都有能力像传统大国那样採取强硬的政策,把敌对、安全及军事竞争置于国际关係的中心位置,但他们却都对此毫无兴趣。

美国在奉行改造他国使命的同时,也努力深化后冷战世界这三项新世界秩序。然而,到了二○一四年底,儘管美国在全球经济、核子武器和大国政治这三方面都有所努力,却因其政策上的错误使得它们变得不稳定。二十年之后再回头看,一九九三年的世界新秩序与冷战时的旧国际制度很相似,甚至也和过去数百年来的制度没什幺太大差别。与大革命之后数十年的法国一般,君主制度复辟,旧习惯作风都回来了;二○一四年年底世界局势改变,美国不有余裕任性推广其价值,只好变得跟过去一样,必须以保护自身国家利益为优先。

各国参与全球经济之所以会降低国际冲突,是因为比起结盟对抗相同的敌人,国际贸易或跨国投资更能缔结伙伴关係。对一国而言,跨越国界的贸易与投资是为了致富,而彼此为敌的最极致形式便是战争,但战争只会带来穷困而已。十九世纪是国际经济第一个真正大整合的时代,当时,「贸易可以保证和平」的思想在英国这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流行起来。虽然说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显示了这思想其实过度乐观,但是在往后一个世纪之中贸易逐渐成为了国际关係的重要纽带,尤其是冷战过后,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降低了国际间的冲突,虽然未必完全天下太平,但的确疏解了紧绷的情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承担了比其他国家更大的责任,负责筹画和管理国际经济。一九九三年之后的十五年,美国的经济运作格外顺畅,获得了比从前更高的利益、更能雨露均霑的成果。但金融盛景没能长存,二○○八年,美国金融制度近乎全面崩溃,欧元也在二○一○年也敲响警钟。这两件影响全球的大事,都有部分是起因于少数富有国家的政策错误。至此,四海昇平的金融时代画下句点。

全球经济福祉大翻转削弱了世界新秩序。由于不再能维繫繁荣,新秩序对底下成员的吸引力也减弱了。作为世界新秩序盟主和主干的美国和欧盟经济活力削弱,在政治上也不再一言九鼎。二○○八年之后,国际制度比起过去,不利于美国在全球的改造使命。

并非每个国家都把冷战结束看作是捨弃穷兵黩武这种传统野心的机会,他们并没想到要就此快乐地安于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和平环境。世界新秩序还是会有些遭到抵制背叛的地方。这其中最吸引人,也是美国尤其关注的抗拒力量,来自二○○一年九月十一日在纽约和华府发动攻击的伊斯兰主义恐怖分子。然而,恐怖分子还称不上排拒新秩序最危险者,这个殊荣要归北韩和伊朗。这两国政府都拥抱极端的意识型态,要牺牲别的国家且只图扩张自身权力。比起盖达组织等恐怖团体,北韩和伊朗政府不但治理国家还控制着领土,因此有更大潜力能兴风作浪。最重要的是比起恐怖分子,此两国政府更有能力取得当代国际政治最有破坏力、最危险的特殊武器──核子武器。

由于它们的破坏力极强,这些武器让拥有他们的人在军事上占据上风。北韩和伊朗在整个后冷战时期都想要发展核武,以求至少可以威胁其他国家。他们若是控制了发展完备的核武,极有可能在其所在区域或世界各地重启可怕的安全竞争。美国领导国际社会阻止这两个国家取得核武器。从冷战时期开始,并持续到冷战结束后,并还算略有成绩。

然而,二○一四年时,伊朗和北韩都接近取得核武的临界点,跨越临界点之后,它们将威胁全球的安定和美国利益,而这会是西方胜过欧洲共产主义之后美国不曾遇上的困难。北韩和伊朗的核计画,在后冷战秩序的根基上造出了巨大裂缝。

新秩序的核心,也就是区别它和过去秩序最大不同的特色,是国际政治传统上围绕着最强大的国家打转,而今他们却彼此不再有军事和政治的竞争。中国和俄罗斯政府放弃他们共产主义和帝国时期前人的外交政策,这幺做的部分原因除了是在冷战之后忌惮美国的恫吓力量,此外还有别的因素。

一九九○年代,美国发动倡议──把对中国贸易和人权问题挂钩处理,以及设法移植自由市场经济到俄罗斯──用意即在改造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盼望可以藉此说服他们採取和平的外交手段。这些倡议虽然最终失败,但是美国政府相信(或说盼望)二十一世纪的政治经济大趋势会和这些倡议的诉求有相同的效应。

上述期望并没有成真。到了二○一四年,中、苏两国都放弃了沉默与克制,恢复了典型的大国战略,想要控制更多领土。两国都显示了不排除以武力解决问题的意愿,而俄罗斯更是不惜发动战争。中国强悍的海军建军和俄罗斯的侵略乌克兰,使得对美国及其盟国来说,安全的国际世界结束了。而这意味着,美国再也不能对美国的重大利益掉以轻心,而把注意力和资源放在改造其他国家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逆转了冷战结束时出现的国际政治大革命,恢复了昔日大国政治的国际体制,也因此带给美国迥异于过去二十年来的新挑战。